武陵山片区简介信息来源：武陵山片区三品一标农业大数据信息服务平台 更新时间：2024/10/31 15:39:46 武陵山区是以武陵山脉为中心，以土家族、苗族、侗族为主体的湘鄂渝黔四省（市）毗邻地区，总面积11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为2300多万人，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1100多万人，约占总人口的48%。本区域是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穷地区，是中国区域经济的分水岭和西部大开发的最前沿，是连接中原与西南的重要纽带。
历史沿革 ：“武陵”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始于汉代。《汉书·地理志》载：“武陵郡，高帝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解释“武陵郡”时说：“汉置，治义陵，在今湖南溆浦县南三里。后汉移至临沅，在今湖南常德县西。隋初废，寻复置移今常德县治。唐置朗州，寻仍曰武陵郡，后又为朗州。宋曰朗州武陵郡，寻废。”《辞海》在释“武陵”词条时说：“郡名，汉高帝置。治所在义陵 (今湖南溆浦南)。辖境相当今湖北长阳、五峰、鹤峰、来凤等县，湖南沅江流域以西，贵州东部及广西三江、龙胜等地。东汉移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西)。其后辖境逐渐缩小。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朗州为武陵郡。延至宋以后，“武陵”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再未出现于文献中，元朝开始施行行省制度，历史上的“武陵郡”划归于湘、鄂、川、黔四省管辖，于是“武陵”被湘、鄂、渝、黔边区所代替。
地貌气候 ：武陵山区是我国三大地形阶梯中的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的过渡带，位于北纬27°10'—31°28'，东经106°56'—111°49'，是云贵高原的东部延伸地带，平均海拔高度在1000米左右，海拔在800米以上的地方占全境约70%。武陵山脉贯穿黔东、湘西、鄂西、渝东南地区，长度约420千米。武陵山脉是乌江、沅江、澧水的分水岭，主脉自贵州中部呈东北—西南走向，主峰梵净山高2494米。该地区气候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类型，平均温度在13℃-16℃之间，降水量在1100-1600毫米，无霜期在280天左右。
覆盖范围 ：基于地理范围、历史文化、现实因素等方面综合考虑，我们认为，武陵山区包括重庆黔江、酉阳、秀山、彭水、石柱、武隆、涪陵2区5县；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恩施、利川、巴东、来凤、咸丰、建始、鹤峰、宣恩2市6县，宜昌市的长阳、五峰2县；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吉首、泸溪、凤凰、花垣、保靖、古丈、永顺、龙山1市7县，张家界市的永定、武陵源、慈利、桑植2区2县，怀化市的鹤城、沅陵、辰溪、麻阳、中方、芷江、新晃、洪江、会同1市2区6县，常德市的武陵、石门、桃源、临澧1区3县；贵州铜仁地区的铜仁、万山、玉屏、松桃、印江、沿河、思南、江口、石阡、德江1市1特区8县，遵义市的务川1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岑巩、镇远、三穗、天柱4县。共计57个区市县。
该区域山同脉、水同源、人同根、民同俗，经济同类、文化同质，资源禀赋相似、经济结构趋同、发展水平相近。作为全国十八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在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同一性较强的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地理单元，目前，武陵山区已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是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确定的6个重点区域之一。
武陵山区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武陵山区是我国内陆跨省交界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交汇地带，是典型的“老少边山穷”地区，也是我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武陵山民族地区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大力扶持下，武陵山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快，经济总量获得较大提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较快增长，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消费支出明显增加，但是，由于起点低，底子薄，与全国及本省市其他地区相比，人均生产总值仍然偏低，起支撑作用的企业不多，地区发展存在较大的失衡。在有效的发展进程中，仍然呈现出以下区域特征：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低，城镇空间结构分散，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生态环境脆弱，公共服务能力弱，市场发育程度低。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武陵山区先后成立了湘鄂川黔边区（县、市、区）政府经济技术协作会、渝鄂湘黔毗领地区民族工作协作会、渝鄂湘黔县市区（书记县长）经济发展研究会等区域协作形式。2009年，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明确提出：“协调渝鄂湘黔四省市毗领地区成立‘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组织编制区域发展规划，促进经济协作和功能互补，加快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国家民委也提出了支持和促进“一区（武陵山区）九族（人口在10万人以上、50万人以下的9个少数民族）”发展的战略构想，这为武陵山区加快发展带来了新的重大战略机遇。
武陵山区 内地的边缘
区域不仅是一个文化与空间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出于政治、经济等战略的考量，国家视野下的武陵山片区并不一定要求与文化、空间视野下的武陵山区叠合。那么，作为民族走廊的“内地的边缘”，武陵山区的区域性到底有哪些呢？
连接内地与西南的民族走廊：武陵山区地处江汉平原农业文明区与云贵高原山地复合经济区的过渡地带，以武陵山脉所延伸的范围为核心，东起雪峰山，西止大娄山，南起苗岭，北边是大巴山，横跨鄂湘渝黔4省市。区域内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孔道，除以武陵山脉走向所构成的沟壑峡谷外，还存在着一张以沅水、澧水、乌江、清江等大河为主干线、数以千计的溪流为支线的通道网络。
除此之外，这一地区还保存着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底蕴。从200多万前的旧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这里都留有人类文明的遗迹，保持着很强的历史连续性。汉唐时期，以武陵郡的设置为始，奠定了后世武陵地方行政区划格局。据《汉书·地理志》载，武陵郡始自汉高帝时，王莽时改为建平，属荆州。《辞海》也如是解释“武陵”词条：“郡名，汉高帝置。治所在义陵（今湖南溆浦南）。辖境相当今湖北长阳、五峰、鹤峰、来凤等县，湖南沅江流域以西，贵州东部及广西三江、龙胜等地。东汉移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西），其后辖境逐渐缩小。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朗州为武陵郡。境内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被称为‘武陵蛮’。”
明清特别是改土归流后，在中央王朝移民政策以及人口压力等因素的推动下，大量汉族人从湖广或内地经武陵山区的主要通道进入四川。他们或波浪式前进，或迂回迁徙，其中一部分便在武陵山区“落地生根”。武陵山区东北部的宜昌府改土归流后“人民四集”，西南部的思南府则是“多吴、楚、闽、蜀人”（《铜仁府志》卷二《风俗》），西部的酉阳州“境内居民土著稀少，率皆黔楚及江右人……其户皆零星四散，罕聚族而居者，五方杂处”，北部的施南府“久成内地，以致附近川黔两楚民人，或贪其土旷粮轻，携资置产；或藉以开山力作，搭厂垦荒，逐队成群，前后接踵”。受汉族人进入的影响，武陵山区原有的族群也出现了较大的流动。在“赶苗拓业”政策之下，原居住在武陵山区南部的苗族一方面继续向西、向北迁移，另一方面则迁入当地深山。由此可见，武陵山区历时性特征明显，民族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众多的山谷和河流构成天然的通道走廊，完全具备作为民族走廊的自然和人文条件，故其确是一条连接内地与西南地区的民族走廊。
传统中国内地的“化外之区”：与“内地”一样，“边缘”也是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传统中国的内地，既非铁板一块，也非以政治、文化中心为圆心的规整的同心圆。内地之中，存在一些中央王朝管理较为薄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处于弱势的边缘地区。翻开中国地图可知，从大的范围来看，武陵山区连通云贵高原及其延伸地，如同一张拉开的弓箭，横挂在中国大地上。箭弦所划出的弧线部分就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最为多样的云贵高原，箭弦之外凸出的“箭头”就是武陵山区。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作为天下一部分的“箭头”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的内地。其东面、东北面是楚文化的中心及延伸地带江汉与湘中东平原，西边是设有黔中、汉中等郡的四川盆地，北面是关中平原。汉兴，改黔中为武陵郡，西汉治义陵（今湖南溆浦），东汉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辖湖南西部和与其毗邻的湖南、重庆、贵州部分地区，武陵山区在地理上已渐属内郡，经济文化也颇受汉文化影响。故汉初南越王赵佗曾云：“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这里的长沙包括长沙郡及武陵郡的一部分。汉代之后虽经历朝代更替与帝国之分合，但武陵山区总体上仍处于内地而非“边疆”。
地处“内地”非“内地”。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论及《汉代中国体系的网络》时指出：“中国地方辽阔，即使有干道交通网络，联系各处地方，干道之外，又有分支道路分布，犹如人体的血管与神经网络，联结中国为一体。但是，分支道路之间，总有远乡离村，形成网络中的空隙，讯息物资，都难出入。这些隙地，如边陲地区，更多地方土著的少数族群，他们虽已为‘中国’族群的行政单位纳入中国版图，却仍是文化的‘他者’，也是一国的‘内在普罗’。”正如许先生所言，武陵山区长期就是传统中华帝国中的“隙地”或者“内在普罗”。
如前所述，秦一统“中国”后，在各地设置郡县，当时的武陵山区大致属于黔中郡的范围。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此后建制虽有变化，但武陵的名称一直沿用到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朗州为止。在此期间，武陵山区名属内地，实乃“化外之区”。这一时期，以“蛮”、“夷”概称的族群在此非常活跃。其北部清江流域和西部乌江中下游主要是信仰白虎的巴人；东部和南部的澧水、沅水流域则主要是信仰盘瓠的“武陵蛮”、“五溪蛮”。历经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的民族大融合，两宋时期朝廷对武陵山区的统治通过设置军事寨堡有所加强，但实际控制力仍很弱，武陵地区仍是少数民族先民活动的天堂。其中部有“溪州蛮”（今湖南沅陵、永顺、龙山一带），西南部有“思州蛮”（今黔东北），北部有“施州蛮”（今恩施州），西部则有“黔安州蛮”（今重庆彭水、黔江一带）。
唐宋时武陵山区大都被羁縻统治，元朝在此基础上建立土司制度。明清之际，土司制度在这一地区得到完备，建立大小100多个土司政权。为了加强对土司的控制，明王朝在武陵地区设置了许多卫所，但实际控制力仍比较有限，“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隔离政策更是减少了族群间的流动，弱化了王朝对土司地区的影响。民族隔离政策挡不住族群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受中央王朝更替、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明清时期外来族群和土著族群仍在武陵山区迁进迁出，进行小范围的流动，并促成了“改土归流”前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迁徙与融合。
“改土归流”后，清王朝在武陵地区采取了设流官、派戍兵、编户籍、立保甲等措施，传统中国内地的“化外之区”终成“内地”。但是，其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性仍在继续，历经民国，直至今日。
综上所述，武陵山区历史悠久而厚重。该地域自秦汉以来一直地处传统中国的内地，长时间并未完全纳入中央王朝的控制体系，故而又符合成为“内地的边缘”的条件。因此，武陵山区不仅是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的连片特困区，而且是作为民族走廊的“内地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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